中国饮茶史上向来就有“茶兴于唐而盛于宋”的说法，宋朝茶事，总体上离不开品和斗，这种社会风气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，以至他们在茶文化的整个过程中，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挖空心思闯出新路。

　　今天与您分享的是余悦教授所撰写的《茶具清雅·中国茶具艺术与鉴赏》（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）中第二章《穷极精巧的宋茶具》第二节的内容。

　　二、侈糜相夸金银具

　　中国饮茶史上向来就有“茶兴于唐而盛于宋”的说法，宋朝茶事，总体上离不开品和斗，这种社会风气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，以至他们在茶文化的整个过程中，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挖空心思闯出新路。北宋蔡绦在《铁围山丛谈》中就很客观地谈到：“茶之尚，盖自唐人始，至本朝为盛。而本朝又至祐陵(即宋徽宗)时益穷极新出，而无以加矣。”宋徽宗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，他说，当时“采择之精，制作之工，品第之胜，亨点之妙，莫不盛造其极。”以至宋朝的茶学专著虽多，却都没能走出这个怪圈，一律在钻牛角尖，对茶质、茶艺、茶具的过分讲究，形成了宋代的茶风，如果崇尚质朴自然的茶神陆羽泉下有知，不被气歪鼻子才怪呢！

　　我们先来看看宋代流传下来的茶学专著，有专谈斗茶技术要领的，如蔡襄的《茶录》，宋徽宗的《大观茶论》；有品第茶品高下的，如黄儒的《品茶要录》；有专门记载皇家茶园茶叶制法及品名的，如赵汝砺的《北苑别录》、熊蕃的《宣和北苑贡茶录》；有专论福建建安名茶的，如宋子安的《东溪试茶录》。真是详之又详，蔚为大观。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，茶饼制作愈趋小巧、精致，象“白芽”、“龙团胜雪”、“小龙团”、“密云龙”等茶，光听茶名就可知其珍贵价值了，大文豪苏轼由是感叹：“君不见斗茶公子不忍斗小团，上有双衔绶带双飞鸾。”

　　茶如是，茶具也自不能免。同唐朝的质朴相反，宋朝茶具走向了一个极端，变得非常讲究。人们不但在乎茶具的功用、外观和造型，而且更看重其质地，由前朝的陶或瓷，发展为玉、金或银，并相沿成风，日趋奢侈。周密在《癸辛杂识》中记载：“长沙茶具，精妙甲天下，每副用白金三百星，或五百星，凡茶之具悉备，外则以大缕银合贮之。越南仲丞相帅潭日，尝以黄金千两为之，以进上方。”一副茶具竟然要值一千两黄金，固然说明了茶具在宋人心目中的份量，但这种奢侈腐化，也反映了宋人失衡的心态，泱泱大国屡被小国欺压而至国威扫地的遭遇当然是切肤之痛，但不在政治上发奋图强，却深陷于市井文化的沼泽之中，这是不是宋人的悲哀？让人更难理解的是，周辉在《清波杂志》里告诉我们，造这种茶具，“工值之厚，等于所用白金之数”，“士大夫家有之，置几案间”，“但知以侈靡相夸，初不常用也”。这种金碧辉煌的茶具，成了士大夫案头的装饰品，纯粹是为了夸豪斗富的摆设，这又是茶具本身的悲哀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