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国时饮茶之风进一步发展，其中有几条饮茶文献很值得深究，一条是三国魏张揖《广雅》引文，前面我们已当作以茶为药的文献，根据“药饮同宗”的原则，它也是一条很重要的茶作饮的史料，不妨再引录一遍: “荆巴间采茶作饼,叶老者，饼成以米膏出之，欲煮茗饮，先炙令色，捣末置器,以汤浇覆之；用葱姜橘芼之”。

　　首先"饮煮茗饮”,是笔者所见文献中，最早明确指出茶为饮料的史料，在这之前的文献,仅记载“食茶或"服茶"；第二，它也是我国最早记载讲茶制作法的文献，以茶作饼的制茶法，也从此开始了漫漫千余年的历程，直到明代才被教茶制作法所代替。第三，此段文献还记载了茶在煮饮过程中要加葱姜等佐料，”酿成了含芳蓄精的风味，提高了茶的吸引力，这是茶之为饮的又一拓展"。(《中国茶经·饮茶篇》)

　　三国吴秦菁曾写了一部名为《秦子》的书，惜原书已佚。《北堂书钞》卷145曾引录一段《秦子》中有关茶的文献: “颜彦先曰:‘有味如腥,饮而不醉;无味如茶，饮而醒焉，醉人何用也。”这段文字笔者的理解很可能是指饮酒，意思是说，有的酒味道如肉羹,但饮了不会醉;有的酒无味如茶饮，饮了反而使人清醒。这是第一次将茶饮与酒饮相提并论的文献，其意义不仅在于指出了饮茶能够提神的功效，更主要是说明了在三国时期饮茶与饮酒一样，成为人们常用饮料。从此后茶与酒，这二种性味载然不同的饮料，既像一双李生兄弟,又像一对生死冤家,屡屡在文人笔底出现，什么茶酒争奇、什么茶酒相较的文献连篇累牍。这不，下面就是一则有关以茶代酒的故事。

　　《三国志》虽然是西晋陈寿所编，但反映的是三国史事。其中《吴书·韦曜传》说:“孙皓每日餐宴、无不竞日,坐席无能否,率以七升为限，虽不悉入口，皆浇灌取尽，曜素饮不过两升，造初见礼异，时常为裁减，或密赐茶荈以当酒。”从此以茶代酒的典故,成为艺林美谈而流传下来。而在茶史里,这条文献却有更丰富的内涵。茶饮最初发祥于长江上游的巴蜀,而三国时的吴国却在我国东方,以茶代酒的故事发生在吴国，这说明茶业重心随着滚滚长江已开始向东移进。

　　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华民族大融合时期，虽然政权鼎革频仍，民生如草芥，中华民族文化却在动乱时世中得到大融合,发源于中国南方茶饮也随着民族文化的大融合，艰难地向北挺进。反映这种变化的，最初似乎是由一位诗人的口中唱出:“芳茶冠六清，溢味播九区。”此诗的作者张载是山东人，是在中原齐鲁文化直接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文化士人，他将茶饮摆在中国传统饮料“水、浆、醴、醇、医、酏”六种饮料之首，更看到了发源于南方饮茶之风正在九洲(九区即九洲)大地播扬蔓滋的趋势，当然也说明他本人更是一位品茶行家。

　　同样是中原士人刘琨(今河北无极人)是西晋大将,一直在中原地区金戈铁马，抗击胡族南侵,他对南方的茶饮却情有独钟,将茶当作提神解闷的饮料，他写给兄子刘演的一封普通的家信，却反映出茶饮之风由南渐北的信息:“前得安洲干茶二斤，姜一斤，桂一斤，皆所须也。体中烦闷,恒假真茶，汝可信致之。”刘演当时在南兖州(今江苏江都县一带)任刺史,南兖州是一个产好茶地区。刘琨千里求茶涤虑，可见这沐浴着南方温煦风雨的片片绿叶，给这位在北地刀光血影驰骋的重臣捎去了多少慰藉。你看看，几两微不足道的茶叶,仅凭中原人士发出一个简短信号，就开辟了连结中华了南北的一条芳香之路。江南的明媚春雨，和暖春风，甚至包括吴依软语,也是通过这绿衣使者,来到了冰天雪地的北国,驻留在多少象刘琨一样中原士人的心里。